王玮 郦润其 李伯俭
杜萌颖 寿明雨
每天，鼎园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魏建福都会去小区门口的共享菜篮看看。
谁家有多余的蔬菜水果，都会放在这里，分享给小区其他居民。魏建福说：“通过‘分享式’的交往，大家逐渐熟悉，这为小区自治奠定了基础。”2017年5月，鼎园小区选举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紧接着又成立了我市首个封闭式小区的业主监督委员会。如今，社区、业委会、物业、业主监督委员会“四方共治”，已成为小区自治的最美风景。
这独树一帜的自治风格，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种子在城市小区的开花结果，也是诸暨探索建立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的缩影。
2019年以来，“枫桥经验”已连续写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、五中全会《建议》和六中全会《决议》，在2022年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，4次提到“枫桥经验”。同年，“枫桥经验”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。
一甲子岁月峥嵘，“枫桥经验”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，谱写了一个“草根智慧”献计国家治理的传奇。作为发源地，诸暨以其“三治融合”的生动实践，有力地回答了“枫桥之问”、诠释了“中国之治”。
法治窗口开到门前
每个月的20号是律师蔡叶挺驻村服务的日子。在店口镇包村村委会，蔡叶挺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，偶有办事路过的村民，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。驻村4年多，蔡叶挺早已和村民们相知相熟。“大家认识我，是从一次次面对面咨询开始的。”蔡叶挺笑道。
推动法治下沉止纷争，是诸暨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有力举措。2009年，市司法局出台了关于推广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；同年11月，市“农村法律顾问”工程拉开序幕。经过4年建设，至2013年年中，全市522个行政村（社区）实现了农村法律顾问100%覆盖，农村法律顾问达213人，其中，执业律师比例高达81%。
五泄镇法律顾问团成员寿怒威介绍了他之前参与调解的一桩纠纷。
“30米高的树长到家里来了，房子不仅有裂缝，还漏水。”十四都村村民项某与周某是邻居，两家因此产生了纠纷。
这矛盾怎么化解？村委干部照例先上门说理，又请来镇里的调解员，无奈连续调解几次都未成功。于是，寿怒威出马，与大唐法庭法官张晓华一同介入调解。张晓华结合办案实际特别是类似案件，从法律规定到执行风险，给纠纷双方作了分析。在多方介入下，周某保证及时修护，矛盾双方同意各退一步，这场纠纷也得以及时化解。
法治思维的加持，更加畅通和规范了群众诉求表达、利益协调、权益保障通道。2013年11月，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市委党校合作共建了“枫桥经验”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。当时，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安说，“枫桥经验”必须要有时代内涵，理应包含更多法治精神，成立这个中心必将大有可为。
一语破的！当下，诸暨不仅组建普法志愿团队，开展活动450余场，还实现了504个村社法律顾问全覆盖，3.7万余家市场主体享受组团式法律服务，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实现全市23个镇街全覆盖，在枫桥镇实现全省首个村级全覆盖。
德治力量浸润人心
如果说“以不变应变”是“枫桥经验”汇聚民力、赢得民心的所在，那么“以变应变”则成为它不断延续的秘籍。
“诸暨始终坚持法治 德治结合策略，‘枫桥经验’的复合性路径进一步明晰。”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丁光飞在一次调研会上这样总结：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，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，“刚柔并济”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实践策略……
在诸暨，“枫桥经验”持续向社会治理领域的“深水区”迈进，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，形成了移风易俗、关爱基金、爱心食堂、志愿服务等经验做法，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内涵的德治新路。
自从东和乡推广爱心食堂创建以来，每一处都会确定一位“大管家”，协助爱心食堂运营，并组织各类爱老、敬老的志愿服务活动。“我们选定的‘大管家’除了考虑到爱心食堂运营要具体落实到人外，还会发挥‘和事佬’作用。”东和乡党委委员张迪青说。
从最初的12家，到99家，再到245家……我市爱心食堂遍地开花的同时，也不经意间激活了基层党建、关爱基金、志愿服务、养老服务等工作，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爱心食堂建设的全过程中。
在暨阳街道江新社区，居民遇到问题和纠纷后第一时间就会想到“江大姐”。“哎呀，我们闲不住的。”蒋晴是“江大姐”调解室的发起人之一，有耐心、能感同身受，这是“江大姐”们的共同特点，也正是因为这份闲不住、爱操心，一桩桩邻里矛盾得以顺利化解。
眼下，“江大姐”志愿者已有60多名，自成立以来，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67起，成功率在98%以上，成了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一个标杆。
行走在诸暨的大街小巷，文明之光点亮了群众生活，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，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。截至2023年3月，诸暨共有24.8万名志愿者，常态开展着“走亲式”“菜单式”惠民服务。人们用一件件善举，引领诸暨德润人心的时代新风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广度、深度和温度，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内涵。
群众自治激发活力
2019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，“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，调动城乡群众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，打造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”。
“社会治理共同体”，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关键词之一。
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副教授刘开君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：“新时代‘枫桥经验’坚持大社会观和大治理观，已经率先打开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通道，在此过程中，三者各有侧重，又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框架和实践创新。”
落脚到诸暨，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，总是令人感慨。走进枫桥镇枫源村，村口石碑上的“三上三下，民主法治”八个大字跃入眼帘，枫源村通过抓实群众路线，创新“三上三下”民主决策机制，迎来清风正气。而在城区，江新社区主任陈维芹有感而发：“作为干了几十年社区工作的人，我明显感觉到，这些年群众的法治意识强了，参与意识也更强了。”2021年，社区在永富网格成立了开放式小区邻里互助委员会，制定并通过小区环境卫生、秩序管理公约，排定楼道卫生清扫值日制度等开放式小区基础服务项目。如今，邻里互助委员会仍运行得有条不紊，这充分说明，发动群众自我管理，完全可行。
“大事一起干”成了新常态，如今，在枫桥镇，活跃着像红枫义警、枫桥大妈、枫桥调解志愿者联合会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，这支近万人的队伍在治安巡逻、矛盾纠纷化解、流动人口管理、法治宣传、爱心救助、社区矫正等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目前，全市共有各类社会组织5400余家，其中仅平安、调解类社会组织就达1000余家，参与人数近30万，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示的那样，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，诸暨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，让群众真正成为主角。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在诸暨，村规民约的设计因地制宜，广大村民更是以主人翁的精神来看待这些自治规则。东白湖镇陈蔡村规定酒席只用农家“土烧酒”；姚江镇吴墅村规定“正酒”只办一餐；同山镇吉水坑村规定过“小年”不大办酒席；岭北镇规定丧事“不择日”……乡风文明在一系列村规民约中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基层治理实践中，法治、德治通过促进自治来更好发挥作用。诸暨以公平公正为切入口，打通获得感的途径、提升体验，再到提升服务、发动群众，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，这一整套“擦亮金名片”的路径，持久而热烈。
